专栏： 『灵素之问』，忆忘先生专栏。还原古人观察视角和中医经验理法的演进。
作者：忆忘先生，从事临床工作。研习传统文化和中医经典，索求源流，力图还原古人的观察视角和经验及理法的演进。
等价原理与中医
谈谈认知方法与中医
前言
中医的基础，通常学者会直接想到“阴阳五行藏府经脉穴位”等等，这其实也是训练的结果，实际汉代以前的医学实践，未必如此，还有更为根本的定义，只是没有被人注意到罢了。无论何种医学，首先需要关注人本身的生命状态，所以医学必基于对生命机制的认知和解释，再表达疾病与健康的定义，以及所使用的视角和方法，而“阴阳五行藏府经脉穴位”已经是晚出的认知方法构建，并且已经不是基础核心的方法，核心的方法是需要先定义疾病的，诸如“平人不病脉合四时”，而四时实质是寒热温凉的状态对应而不是呆板的时间安排如病脉之弦钩毛石的四类病态，在此基础上，通过寒热表里虚实标本缓急先后，才能定义到具体的病名、即便阴阳也需要寒热表里的要素，因此，所谓纲领性的“中基”概念，仅仅是方法归纳途径而有所凭借，是不够核心、不够根本的概念。
简单说，古人对于人生命的认知，除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物得之以生谓之德”、“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厚德载物”之外，还有着“成人之美”，何谓成人，儒家已述“文之以礼乐”基于社会的生机否则便“野人”“非人”或“衣冠禽兽”，而标榜黄老的中医学却另有一套，如【灵枢本神】曰“德、气、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虑、智”据考，相关这段论述出自先秦【子华子】。精神魂魄的生命存在之后，才能有“所以任物之心”，在此基础上，才有“心有所忆”的意识构建，递进便有“因志存变”的感性喜好，乃至“因虑处物”的理智。完整表达了生命由来、感性到理性的过程。而这理论的高明之处，无论是唯识的分解还是现代心理学，也无过于此，这也是“心主神明”论者所未及的。但是，这里从心到智，对于古医学似乎也用处不大，以至于没人注意。所以基本都集中注意到了前半截的“德气生精神魂魄”，至于“所以任物”之心，便一边凉快去了，或许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用。
一、条件反射
原来不能引起某一反应的刺激，通过一个学习过程，就是把这个刺激与另一个能引起反应的刺激同时给予，使他们彼此建立起联系，从而在条件刺激和条件反应之间建立起的联系叫做条件反射。
其实老祖宗早说过了：“心有所忆谓之意”便是这个条件反射，条件反射的建立过程，将原本无联系的对象通过某种刺激而建立联系，实质便是记忆过程，岂止如此，还有“所以任物谓之心”这是非条件反射。但是若不是这样透彻明白的点穿，古今不着边际的注解有何着落？能对应什么认知方法吗？
还真有，那便是“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非皮肉筋骨也”，告诉大家除了神气游行的往来（经脉营卫），还存在神气的出入：所以任物。所以误会由此展开：用“游行”理论去解释“出入”，这便是流注理论的命门。经脉理论的核心重大问题之一，便是把“游行”的流注与“出入”的机制混淆，而这历来是罕有论及的问题。而事实上各种流注理论片面强调了“游行”的时间或方向规律，暗地里把循环流注当成了治疗机制实现的“充要条件”。而实际上循环流注只能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没有“出入”的“流注”，如植物人、脑死亡、完全性截瘫一般，除了能支撑基本生命代谢，对于治疗已无意义。
经脉理论的发展其实有两条线索，一方面是经脉的线性生理病理联系，另一方面是“穴位”的诊断治疗作用，所谓“神客在门”、“出入之会”，二者的区别等价于游行和出入的关系。因此穴位本不必依托经脉，而经脉构建也不必来自穴位，历史上这本身就存在各行其是的过程，最后有了“穴位归经”，才成了今天这个局面。而这种理论的解释是存在很大问题的，这个问题便在于“游行”与“出入”不是同一个机制。
如“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便已经有了表里概念的强调内外联系的关系存在，却被后人误会为一概以线性联系来解释，甚至把状态分布的扩散问题也要搞成“流注”，于是“神气之游行出入”，便只剩下“游行”而对于“出入”避而不谈，再于此基础上的各种理论“重构”，无非重蹈覆辙。
古典的针灸理论，本身强调了两个方面，最后用纵向关联的循环流注去解释治疗机制，这本身是不充分的，针刺是“即时”的气至与得气，与所谓的循环流注，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水血循环可以作为诊断依据、可以有病证表现，但是针刺治疗的实现，仅有循环是不充分的。这也是医经外治法与经方内治法实现途径的根本区别：“以物相使”的物理刺激和应激--离开了“所以任物”，还怎么“出入”如何“相使”。古人的智慧，真不是容易了解的，误会才是美。
“出入”在古中医的基础定义里存在两个方面：“并精出入谓之魄”与“所以任物者谓之心”之间的递进关系。因此出入在于两个方面：内外物质交换、内外信息交换。
没有信息和刺激，条件反射是无法建立的，除了著名的铃铛之下的狗狗训练，建立了铃声与食物的“因果关系”，人类的文化也不外如此，诸如狼孩、猪孩，由于缺失了“文化教育”，并不能形成“人的意识”，因此，文化的诸多内容，实际也是训练的“条件反射”，是“记忆”和“习惯”养成的过程。
大师王阳明，年少叛逆而成大器，一介书生却能领军杀敌，晚年所述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被视为其学术的核心，历来争议颇多。且不说“知善知恶”之“知”能，是否有善恶之分而有“良知”、“恶知”之分，若“有善有恶意之动”则此“能知善恶”本身为意之动而“知善知恶”，若定义“意之动”为“良知”，则“非良知”“恶知”又当如何？这里的心，显然已经不是先贤所说的任物之心，而成了形而上本体，来源于佛学。意识，来自人文文化之构建，包括了感性和理性的内容，感性并非善恶，理性则倾向于构建自洽而非善恶。当理性加于感性，而相互制约才会有善恶，这也是意识中的善恶，并且理性过头也不是什么善，完全可能变为文胜质的虚伪。分辨善恶仅仅是意识的分别功能，分别功能也谈不上良与不良。至于为善去恶是格物，格物致知是不是这样解释，致知是否便有“善恶”，则“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倒是“无知、不知不觉”还是“恶知”姑且打住。
至于阳明举例讲故事说明良知，一个被捕大盗，被当众脱衣服，脱到后面，就忸怩了，阳明说这就是良知，这显然是偷换概念，把习俗观念的构建，与分别善恶的意识本来混为一谈。良知在于他，也仅仅是道德的风俗，如今在非洲某些地区，不穿衣服赤身裸体，也并不感觉羞耻，当然这比起天朝文化，只能算是无文。他所谓“良知”，并非先天本来，而是后天构建的习惯--条件反射。也即是说，大师不仅混淆了先后天的“知”是否有善恶的可分，还误将文化习惯都视为“良”“善”，而不知其过由不及之恶：“文胜质则史”。这就是说，阳明之善，也就是文之善，而不知文之恶，显然背离了文化真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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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6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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