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ike Alder
译者：哲思君
在原文的基础上有删减和语句改动
这是一个数学家Mike Alder的自述，他解释了为什么数学家和科学家不喜欢哲学却仍然做哲学。
作为一个数学家，我极力不让人发现我在做哲学。当我买了一本哲学杂志后我会要求报童用牛皮纸包起来卷成筒状，好让人们觉得这只是色情杂志。
我知道大多数数学家和科学家和我的感觉一样：认为哲学介于社会学与文字批评之间。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去理解哲学吗，因为我们觉得哲学太枯燥？亦或因为我们太浅薄无法把握那些基本问题？还是说我们已经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早已过时？接下来我用一个亲身经历解释为什么数学家和科学家讨厌哲学，却仍然在做哲学。
在我9岁的时候，我的老师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当一个所向披靡的力遇到一个无法移动的物体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如果这个力所向披靡，那物体一定会被移动。“额，”我的老师解释道，“但是这个物体是不可移动的。”
我仔细想了三天，甚至连睡觉也在思考。最终我得出结论：语言要比宇宙大，因为我们在一个句子里提到两个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同时存在的事物。现实世界中可能存在迄今为止从未被移动的物体，也有可能存在从未被阻挡的力量。但是一个物体是否真的无法被移动只有将所有的力都试在这个物体上之后才知道。所以我的老师提出的那个问题就可以通过把我们所知的无法移动的物体和无可阻挡的力放到一起来解决。结果只有两个，物体被移动，或者那个无可阻挡的力其实可以被阻挡。
从这个事情你们可以发现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注定要研究科学而非哲学。
科学家所研究的认知科学同样表明了哲学分析仅仅是思维泥潭里的文字游戏。当你问科学家我们是否有自由意志的时候，科学家会反问：“你是在何种测量条件或者观测下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你回答“再仔细想想”，科学家大多会无奈地笑笑然后转身离开。
许多年后，我在西澳大利亚大学做神经网络的计算研究。有一天正在办公室写计算机程序，一个敲门声打断了我。打开门后发现一个腼腆的学生站在我面前，我把他请进办公室问他需要帮什么忙。他是哲学系学生，问我是否在做人工智能的研究。我说实际上我在做模拟大脑功能的人工神经网络，通过学习可以识别图案，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大脑。
“好吧，我来告诉你，你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他礼貌地回答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解释道：“人类与机器有本质的区别，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消除的。人类可以犯错，但是机器不会。”我感到了周围地空气都被他得意的表情所感染。
“我的程序也会犯错，”我尝试耐心地向他解释，“我训练神经网络识别3这个数字，但是它经常把5当做3。在我纠正多次之后，它又会把3当做5。如果我交替地训练它识别3和5，那么它会改正过来但是最终所有的数字都会被它认为非3即5。我没有时间去训练它识别所有的数字，但是如果神经网络足够大，我相信它会成功的。”
“额，”他毫无掩饰地露出了向我传授知识的表情，“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错误，真的，它只是在做它必须做的事情因为你就是这么编程的。”
我相信所有的科学家而不是哲学家会真切体会我此时的感受。“首先，”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所有的证据表明人脑就是机器，所以‘错误’对于人脑和神经网络而言都是一样的。我们称之为错误是因为人脑（机器）没有按我们想象的去做，人脑的工作原理基于遗传学算法，而这也正是我的神经网络所遵循的程序。第二，你的想法正是伯特兰·罗素所谓的用语言描述世界性质的逻辑。这并不是探索世界如何运作的可靠方法。正因为此，我们才会有科学。”
随后的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我实在忍耐不住了：“对于我来说，你在试图为语言立法。你想说人类犯的错误是真的错误，而程序的错误只是模拟错误。原因是你认为我在滥用语言逻辑。但是人类一直在用语言打比喻（不准确地使用语言），你认为人们把桌子腿叫做腿并不恰当，因为它和你的腿不是同一个东西。这就好像说如果有一个人拿着一把锥子就极有可能去扎自己一样。哲学家的境遇是这样的：不管哲学家怎样规定语言的逻辑，现实中的人们依然会说桌子腿。对‘错误’的定义也如此。”
他争辩说他并不想为语言立法，只是试图用哲学的方法获得真理。“你所说的哲学方法已经过时了至少三个世纪”，我对他说道，“哲学不断地上演着提供真理的失败。”其实关于“错误”的争论，最早源自巴特勒的《乌有之乡》第77页。最终我不得不对他说我还有事情要处理来终结这场无意义的争论。
这位哲学系的学生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此观点的人。哲学家约翰·塞尔就提出过中文房间的思想实验。
至此，我表达了普遍科学家都有的观点：关于宇宙的真理不能从纯粹理性获得。理性的作用仅仅帮助我们从现有的真理推导出其他的真理。而且因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真理可以把握，有的只是一些假设和一系列的观测，所以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思考就获得可靠的信条。许多科学家都是波普尔主义：我们的生活是由一组组观察组成的，普遍的假设可以通过观察推导出，而且这些假设也必须通过更多的观测去证实。因为即便我们按照严格的逻辑得出推论，我们也无法确证它。
靠纯思维得到真理的想法已经过时了。
为什么有人会想象用纯粹理性（康德的说法）可以引导我们对世界的真理？原因是古希腊哲学家对于古希腊数学的看法（确切地说，是柏拉图）对于我们影响太大。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苏格拉底通过单纯问问题的方式教导小孩子得出通过对角线画出的正方形是原来正方形的两倍。苏格拉底得出结论：知识不是学习的，是一直就存在于思维中的，我们只是引导他们回忆起来。
如果你读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一定会被他的天才惊讶到：仅仅通过几个公理，就可以推导出所有数学命题，而且这仅仅是用思考得出来的。欧几里得通过点和线的定义开始，因为点和线在现实世界里只有有限的性质，可以很好地抽象出来，由此得出平面几何学的公理。但是柏拉图认为点和线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这样的观点太过平凡，于是他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所有的真理均是从我们的眼睛看到或者从纯思维推导出。
科学家们有两个理由反对柏拉图的方法。第一个理由就是刚才提到的欧几里得的平面几何。很多人认为欧几里得的从一个点经过有且仅有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并不像是一条公理，更像是一个假设。很多人对此进行反证，最终波尔约、罗巴切夫斯基和黎曼分别得出了不同于欧几里得的几何空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许多靠抽象（思维）出来的公理其实并不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它们仅仅是假设。
第二个理由牛顿对于哲学界的震动。牛顿曾说“我从不接受无法进行实证的猜测”。牛顿的哲学方法很明确，如果他做一个陈述，那么这个陈述一定是可以通过实验直接检验，或者检验这个陈述的逻辑推论。如果一个假设无法做实验，他绝不会在这上面花费更多时间。
因此，牛顿把游戏规则改变了：说一只猫和一块石头有自己的权利。对于牛顿，问题就变成：什么样的一组观察可以证实你的陈述？接下来才是考察这组观察和陈述之间的逻辑关联。
我把牛顿的哲学方法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牛顿的激光剑，因为他要比奥卡姆的剃刀更锋利也更危险。它的最弱的表达形式是：唯有在精确的逻辑或者数学（代数）的检验下我们才可以质疑某个命题。最强表述形式是：唯有一个命题具有一系列可观测的结果，并且结果在逻辑上确实与命题有关联，才可以说这个命题可被证实。这种方法直到卡尔·波普尔才被正式确定为可被证伪性的评判标准。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和数学家为什么讨厌哲学却又在哲学的原因。因为科学家们同时需要纯思辨和实证两种方式去解释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