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洛伊德阴影下成长的文学家们
在弗洛伊德阴影下成长的文学家们原创： 丁力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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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流：在弗洛伊德之前
弗洛伊德启动了20世纪的无意识。在他之前，无意识还受到压制。意识先于无意识冲破藩篱，在文学中最为明显。
在小说家中流行的“意识流”概念是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首先提出的。他在两卷本的《心理学原理》（1890年）中指出意识是流动的整体，不可分割。和早期的其他一些心理学家一样，詹姆斯也是从医学进入到心理学的。他在哈佛大学学习生理学，又到德国学习医学和心理学，1869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之后，詹姆斯终于在德国决定论的影响下患上抑郁症。
决定论者相信存在着不可改变的规律。在社会领域的一个变种中，决定论者又参杂犹太-基督教的信仰：上帝、先知、选民、善恶大决战。他们相信历史是预先决定的。作为被选定的人群，他们只须追随先知的预言，在末日决战中消灭敌人，进入天堂。这一信念实际上取消了人的自由和人的价值。使威廉·詹姆斯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是更宽泛的决定论。他通过学习“自由意志”摆脱决定论，找回自我，在病愈后成为美国第一位心理学家。从1875年起，他在哈佛开设生理学与心理学关系的课程。1910年，弗洛伊德在他惟一的一次访美中见到詹姆斯。病重的詹姆斯对死亡的淡然打动了弗洛伊德。
也是在美国，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泄密的心》（1843年）被认为是意识流的先驱，比《心理学原理》的发表早近半个世纪——真正的文学天才不需要理论的启发。爱伦·坡以恐怖小说著称，还被认为是侦探小说的鼻祖，也是美国最早完全以稿费为生的作家。其实，他的诗歌成就不亚于小说，或许还超过小说。他的幽暗的无意识常常折射在他的作品之中。他的死因不明，推测有酒精中毒、震颤性谵妄、癫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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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公主——帮助弗洛伊德逃离纳粹奥地利的那位学生——为爱伦·坡写过传记，还写了一本分析爱伦·坡著作的书。她对爱伦·坡的兴趣暗示了这位作家与精神分析学的联系。实际上，意识和无意识在文学中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作为意识流显现的意识可能是作者涌动的无意识。
威廉·詹姆斯的弟弟亨利·詹姆斯（1843-1916）是较早使用意识流手法的小说家。他的《一位女士的画像》（1881年）、《使节》（1903年）等小说早已是美国文学的经典，前一本小说还早于他哥哥的《心理学原理》。在兄弟俩对心理的探索中，弟弟对哥哥的影响更大一些；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弟弟更大。因为亨利·詹姆斯等人，在弗洛伊德提出无意识概念之时，文学界对深层意识的呈现已经有了准备。
“意识流”一词在1918年因一篇评论才进入文学界的视野，这时乔伊斯已经开始《尤利西斯》的写作，普鲁斯特已经出版《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而弗洛伊德早已在心理学界之外赢得赞誉。这些意识流作家更多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而不是这篇评论或更早的威廉·詹姆斯。他们写出的意识流中其实包括相当部分的无意识。在意识流小说中“流动”不息的不仅有意识，还有上浮的或被挖掘的无意识。无意识理论引起对心理过程和对无意识的广泛注重，对被压抑欲望的描述和释放。
乔伊斯的无意识
被压抑的性沉潜得更深，不在意识之中。虽然对文学家有启发，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性压抑理论更呼应了那个时代。文学家和艺术家们依靠天赋创作，总是在寻求突破和反抗。以性为核心的精神分析学符合他们的需要。较晚时期的意识流实际上已发展为无意识流，更具反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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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中期，性在英美还是禁忌。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年）、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年）、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1934年），都因为性描写被当作淫秽小说，在英美遭到封禁，作者被认为是精神错乱——当然，没有被送上愚人船或疯人院。1921年，还在连载中的《尤利西斯》在美国被禁，杂志出版商被捕。1959年，美国邮政部没收了邮寄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北回归线》到1961年才得以在美国出版，但数十位图书销售商遭到起诉。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另一个案件的审理中重新定义了“淫秽”，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意识流小说表现的无意识、性压抑是对理性和习俗的温柔反抗，与那些直接挑战性道德的被禁“淫秽”小说有所不同，但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受到理性压抑的无意识在敏锐的文学家中爆发出来，然后作为一种时尚的写作技巧传入缺乏理性传统的中国。
其实，无意识的显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技巧，更是一种古老文化的反抗，在理论上由弗洛伊德先导，由荣格拓展，并且进入其他领域，如文学和经济学。与传统小说不同，意识流小说或无意识小说往往是晦涩的，缺少清晰的脉络和生动的情节，读者不容易理解。乔伊斯、普鲁斯特的小说尤其如此。它们得到的谈论和评论远远多于阅读，不能像传统小说那样成为畅销读物。
詹姆斯·乔伊斯在年轻时喜欢亨利·詹姆斯的小说。1904年11月，他写信给弟弟斯坦尼斯劳斯，说“我打算买亨利·詹姆斯的《未来圣母像》”。这部小说不是很出名，但阿克顿勋爵知道，并且把他的《自由史》称为《未来圣母像》（The Madonna of the Fu-ture）。小说中的画家至死没有画出他的圣母像，阿克顿也担心他不能完成《自由史》。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詹姆斯·乔伊斯正在他写《都柏林人》，进展不顺，不过他那时才22岁，不会有阿克顿的担心。
当时乔伊斯生活贫困，刚到的利亚斯特——奥匈帝国在地中海的军港，一战之后归属意大利。在同一封信中，他告诉弟弟：“我真的没法再写下去了。诺拉正在衣柜前试穿两条内裤。”诺拉是他的新婚妻子。在这一段时间，这两兄弟信件往来频繁，亨利·詹姆斯经常出现在哥哥的信中，但弟弟对这位心理学家没有兴趣。1905年2月，乔伊斯写信给弟弟：“我发现，只有在写到诺拉或亨利·詹姆斯的时候，你的信才会非常枯燥，不过毫无疑问，这两个主题你都很讨厌。”
詹姆斯·乔伊斯与诗人叶芝、作家和诗人卡森斯同属一个爱尔兰文学家的小圈子。卡森斯（James Hen-ry Cousins，1873-－1956）还是一位神智学者，后来在这一领域很活跃。1904年9月，在前往的利亚斯特之前，乔伊斯与卡森斯一家一起度过了两天。所以，乔伊斯对荣格的兴趣并不令人奇怪。在的利亚斯特生活11年后，乔伊斯于1915年移居苏黎世。在1919年12月的一封信中，他说到他在苏黎世的朋友维斯：“他只忘记那些不愿记住的事情，即，他答应我送给我作为礼物的荣格博士的（一直受到大众普遍欢迎的）《利必多的变形》（一位有趣的思想家和一个爱尔兰人在剧院大喊，听啊！听啊！）”乔伊斯就是那个大喊的爱尔兰人。《利必多的变形》的英译书名是《论无意识心理学》。显然，在得到这本书之前，乔伊斯已经对它有所了解。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乔伊斯还在写他的小说《尤利西斯》。书出版后赠送给了荣格，荣格为这部小说写了一篇书评。
默认弗洛伊德
普鲁斯特和弗洛伊德都没有读过对方的书，但他们有密切的关联。普鲁斯特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和弗洛伊德一样，也曾在巴黎的萨尔佩特里埃医院跟随沙柯学习。普鲁斯特专家、巴黎第四大学的名誉教授让-伊夫·塔迪耶写了《未知的湖》，探讨普鲁斯特和弗洛伊德著作中的共同主题。他说：“我们并不想借助精神分析法去研究普鲁斯特的经历，也不想去证明他为什么没有克服俄狄浦斯情结：这项研究工作早就有人做过了。我们是想找到他们在精神上的血缘关系，正如普鲁斯特所言：使人与人接近的不是相同的观点，而是相同的精神血脉，有时是相同的体质血脉。”塔迪耶找到了这条精神血脉。他说，这两人的著作都“是从基本的直觉出发，攻克重重困难，慢慢创建起来的”。他具体分析了两人的众多相似之处。
其实，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莱昂·皮埃尔-甘已经指出了这些相似之处中的一些。皮埃尔-甘在主持出版社工作时，发表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普鲁斯特去世三年之后，皮埃尔-甘于1925年发表第一部研究这位作家的书：《普鲁斯特传》。这位传记作者说：“马塞尔·普鲁斯特与现代哲学家们殊途同归。今天的哲学家证实说，意识只不过是晦暗而广阔的无意识原野上的一个亮点。有些人（如弗洛伊德）宣称，无意识是如此广阔，它的深层部分永远处在黑暗之中，永远被压抑着，只是偶尔在我们的梦中映出一点朦胧的亮光。”他指出：“这正是普鲁斯特的看法。”
往事如烟，飘入天空；似水，流向大海，不会消失。似水年华贮藏在普鲁斯特的无意识之中，似乎消失的往事浮现在他的梦中、他的意识中。
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有一批杰出小说家。在乔伊斯、普鲁斯特之后，还有弗吉尼亚·伍尔芙、威廉·福克纳等人。
有评论家认为，在弗洛伊德阴影下成长的小说家们把他当作一个威胁，极力抵制，其中以伍尔芙和乔伊斯为甚。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回答精神分析学是如何影响他们表现人物的思想的。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拷问他们的创造力之大小，而他们想显出原创者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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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芙否认她读过弗洛伊德的书，但承认使用了精神分析的方法。她说：“我没有研究过弗洛伊德博士或其他任何精神分析师——实际上我认为没有读过他们的任何一本书。我的知识只不过来自肤浅的谈话。因此，对他们的方法的任何使用必定是本能的。”这就足够了。弗洛伊德唤醒了她的本能，本能的呼应才是最真诚的赞美。熟知某个理论并遵照写作者不会成就一流作家。他们需要的是灵感和启发，也从弗洛伊德那里得到了。
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不是弗洛伊德的追随者——意识流的先驱在心理分析学之前已发表著作。如果没有这些文学家的呼应，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会逊色很多。这些作家和弗洛伊德以及荣格一起构成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伍尔芙与弗洛伊德有过直接往来。1917年，伍尔芙夫妇（两人都是小说家）在他们的家中成立霍加斯（Hogarth）出版社，以出版文学作品为主，如他们自己的小说、T. S.艾略特的诗，也出版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1939年1月，伍尔芙去拜见逃难到伦敦的弗洛伊德。这时弗洛伊德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便离世。一年多以后，伍尔芙投河自杀。她在小时候受到同母异父哥哥的性侵，13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她的一生经历过四次精神崩溃，被诊断为躁郁症。这些艰难的经历使她能够与弗洛伊德心理学产生共鸣。不过，在他们见面时，弗洛伊德没有对伍尔芙做过精神分析。
如果后人不再能够感受到某种思想的强大力量，那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有了抵抗力，或者这个思想已经过时。还有一种可能：他们已经成为这个革命性思想的寄主。新的思想如此普遍，如此深入，已经与他们自己的思想不可区分。无意识上浮到文学之中，不仅在西方，同样在中国这个理性从来没有主导过的文明之中。当更多的作家挖掘无意识并开发出更多的表现手法之后，精神分析学的痕迹似乎越来越淡，其实是更普及了。
诗人奥登评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于1939年去世。次年，诗人W.H.奥登在他的诗《纪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中写道：“他经常出错，时而荒谬／对我们来说他已不再是一个肉身／而是主宰一代思潮／因他的影响，人类的生活从此截然不同。”
1952年10月，奥登又在《新共和》杂志上写到：“感谢弗洛伊德，今天大街上的人都知道（引用《笨拙》杂志不准确的记忆），当他想一件事的时候，他想的这件事不是他认为他想的，而只是他想他认为他想的。50年前，一位在她盼望已久的舞会前夜扭伤脚踝的姑娘，或家中有悍妻的男人，可以肯定他们能够得到邻居的同情。今天的邻居很可能认定这些不幸是他们的真正乐趣所在。你忘记一次晚宴邀请，给女主人写一封道歉信也比以前难多了。”
奥登认为，弗洛伊德揭示了这些行为背后的无意识。遗忘邀请实际上是不愿意参加那个晚宴。邻居的同情掩藏了他们的幸灾乐祸。德语国家的人尤其以此著称。英语中的“幸灾乐祸”就是一个来自德语的外来词：schadenfreude，由“损害”和“快乐”两词组成。弗洛伊德在《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中说：“诙谐虽然也有一个对抗抑制的任务要完成”，却“与梦不同，它不能产生协调，也不能逃脱抑制”。汉译用的“诙谐”有些文绉，其实就是“笑话”。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是一部关于笑与忘的小说。笑不能帮助保留被强制的遗忘，但笑仍然可以是一种反抗。
奥登说：“有爱搞笑的人总结精神分析学传递出的信息是：‘我们生而疯狂；我们在成长中变得神志正常却不快乐；然后我们死去。’”是的，我们生而疯狂，却不得不习惯理性的压抑。人们有时需要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闹出一点笑话。神志不太正常的时候其实是最快乐的时候。神志不正常本身就是一种享受。适度的不正常不会造成破坏。
奥登准确地指出：“弗洛伊德并不总是知道他在做什么，他遇到的一些麻烦来自他试图保持生物学的发育观念，而他实际上在历史地思考。”他指出弗洛伊德并没有割断无意识的历史渊源，只是弗洛伊德自己不知道而已。弗洛伊德不总是知道的，就有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
关于弗洛伊德“历史地思考”，奥登说：“例如，弗洛伊德有时候的谈话好像是说文明是性禁忌引起的病态生长；在其他一些时候，他攻击传统的道德观，指出恪守道德者在压抑中耗尽能量，而这些能量应该用于文化工作。类似地，他有时说到梦的象征主义，好像梦是纯粹的寓言，然而他对做梦的大脑的描述却显示，在隐藏事实的需求之外，大脑的更大需求是创造事实，通过发现可以用来类比的事物而使经验具有历史意义。”
显然，这些能够被放在历史之中的思考是很有限的，不能与荣格相比。但不管怎样，弗洛伊德都是革命性思想家之一，而这些人并不总是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他们在很多时候是毁坏性的。奥登说：“弗洛伊德是革命性思想家的明确的和美好的一个例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高的评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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